中国官方明确表示，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率先被中国官方赋予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的任务，在海内外备受关注。
2013年，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在上海浦东设立，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新名片”。5年后，将承载更多制度创新“新高地”的自由贸易港呼之欲出。
2017年3月，国务院印发的《全面深化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放方案》中明确提出，在洋山保税港区和上海浦东机场综合保税区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内设立自由贸易港区。对标国际最高水平，实施更高标准的“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的贸易监管制度。这一方案，也被誉为“上海自贸区改革的3.0版”。
从“新名片”迈向“新高地”，在承载中国开发开放的战略目标上，上海浦东再一次走在前列。
在国际范围内，自贸港属于最高标准的开放环境。官方表述中自贸港的“一线放开”，是在自贸区的基础上更高水平的开放。上海财经大学自贸区研究院院长赵晓雷对中新社记者说，自贸港是中国官方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推进自贸区建设中所设置的开放水平更高、开放度更大的平台。
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接受中新社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浦东被赋予建设自贸港的任务，是其向国际上最高标准开放环境的对标。
张军表示，建设自贸港意味着一个国家有能力应对最高标准开放环境：这种开放不至于对本国经济产生外部冲击，又能给本国经济带来很好的促进作用。因此，上海自贸区到自贸港的“升级”，意味着中国官方有能力、有信心于此。
中国官方对上海浦东的信心何来？赵晓雷认为，承载自贸港建设，上海浦东“软硬兼备”。
去年12月底，随着标有“第4000万标准箱”的集装箱在上海港洋山四期全自动化码头被稳稳吊起，上海港的集装箱年吞吐量突破4000万标箱。“吞吐量上具有很强的国际竞争力，”赵晓雷表示，优良的港口是自贸港不可或缺的“硬件”。
与此同时，赵晓雷认为，良好的自贸区基础、高效的管理和监管制度、良好的法制环境，以及能够和国际高标准对接的开放性营商环境则是上海浦东探索建设自贸港的“软件”环境。
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2月，上海自贸区累计新设立企业5.2万户，4年来新设企业数是前20年同一区域企业数的1.5倍。上海自贸区以五十分之一的面积创造了上海市四分之一的生产总值、40%的外贸进出口总额。
赵晓雷指出，如何在“一线放开”中免除惯常海关监管？如何利用国际贸易单一窗口“二线高效管住”？应改革而生的上海浦东，在探索建设自贸港领域仍有多个“首创”待书。
对标国际最高标准开放环境，“自贸港的突破效应肯定比自贸区冲击力更大，”赵晓雷认为，正因其更高水平的开放，可以倒逼中国国际业务监管和市场管理进行改革，使得中国的治理体系整体更能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这就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目标相一致。”
从阡陌农田，到现代化城区，28年间，浦东发展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样本”与“奇迹”。
“国际上的标准规则和中国的改革方向是相吻合的。”赵晓雷说。张军亦认为，“中国在开放的问题上不会后退”。
